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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筆跡鑒定的神奇奧秘

【科普】筆跡鑒定的神奇奧秘
2013-09-10 13:57:19
筆跡學:你或許聽說過這類觀點:如果一個人的字很小,那么他潛意識里肯定在試圖逃避;如果一個人把名字的首字母寫得很大,那么他一定喜歡被人關注。這些類型的分析屬于一門叫做筆跡學的技術,它與刑事筆跡鑒定學毫無關系。刑事筆跡鑒定是通過比較兩份或更多份文件從而得出肯定的結論:這些文件是或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當抓到犯罪案件中的嫌疑犯并且有一張手寫便條作為證物時,偵探就會找來筆跡鑒定專家查看該便條是否是嫌疑犯所寫。在某些案件中,這可能成為嫌疑犯被起訴并最終被定罪的唯一一份證據。但是,萬一筆跡鑒定的結果是錯誤的,該怎么辦呢?專家們究竟是如何分析某個人的筆跡的呢?


刑事分析領域包括很多個方面,像犯罪現場調查、DNA檢測、纖維分析、指紋分析、語音識別以及藥物分析等,這些只是其中的幾個科目,其余的就不再一一列舉了。其中筆跡鑒定屬于可疑文件領域。文件鑒定人 (QDE)會分析相關文件是否被涂改過,是否是偽造的,并且當有樣本文件時,還可以比較筆跡或打字字體來確定或排除書寫者的身份(對于打字字體,還可以將文件與特定的打印機聯系起來)。筆跡鑒定是一個冗長而有條不紊的過程,需要分析者具有大量的相關知識,包括人們寫字的方式、哪些字體的構成特征是獨特的以及隱藏在書寫行為背后的生理過程——一個人的精細動作技能影響其筆跡并且留下有關書寫者身份的線索的方式。


作為一門科學,筆跡鑒定的基本依據是世界上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書寫方式。當我們還是小學生的時候,我們就照著特定的字帖寫字,而習字貼代表了一種書寫風格。我們的筆跡基于哪種習字貼取決于我們成長的時代和地區。所以最初的時候,我們的書寫方式很可能與當地的同代人類似,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在學校學到的書寫特征——我們的風格特征——就只是我們書寫的基礎方式了。我們會形成個體特征,即我們所特有的,并且將我們的筆跡與其他人的區分開來。我們大多數人的書寫方式都會和一、二年級時的不同。雖然兩個或更多的人可能表現出幾個相同的個體特征,但很多筆跡鑒定師都認為這些人不可能擁有相同的20或30個個體特征。


首先,筆跡鑒定師必須能夠準確地區分風格特征與個體特征,而這需要進行大量的訓練才能做到。很多時候他們會忽略風格特征,因為這只能用于基本確定書寫者是從哪種字帖中學習書寫方法的。在確定書寫者身份的過程中,個體特征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比較兩份文件——一份文件的作者是已知的,而另一份文件的作者未知——的時候,筆跡鑒定過程的第一步不是尋找它們的相似點(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相當準確地找到一些),而是尋找它們的不同點。能初步確定兩段文字是否有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的是它們的不同點。如果在足夠多的個體特征中都存在著關鍵性的差異,并且這些差異不是人為模仿(企圖掩飾自己的筆跡或者仿效他人的筆跡)的,那么這兩份文件就不是同一人寫的。模仿的筆跡也有它自身的可能泄露書寫者身份的特征,關于這方面我們將在下一節討論。然而,如果這些差異不能排除這兩份文件為同一人所寫的可能性,并且在兩份文件的個體特征之間存在明顯的相似點,那么它們就有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


如何從得到可能性的結論上升到得到基本準確的結論是下一步的努力方向。


筆跡鑒定是一個冗長的、需要細致分辨的過程。它需要花費大量時間,而且在理想情況下,需要擁有大量的對比樣本或標本——即作者已知的文件。并不是在看了兩份文件之后就說:“嘿,它們中都有一個字母‘B’,并且重筆延伸到了所在行的下面-——這是同一個人寫的!”事情沒有那么簡單。在1932年的林德伯格綁架案中,警方擁有大量可疑文件——綁匪一共給林德伯格寫了14封勒索信。筆跡鑒定師斷定所有勒索信都是同一個人寫的。但是幾乎找不到本案主要犯罪嫌疑人理查德·布魯諾·霍普曼以前的手稿標本,所以警方必須在警察局通過聽寫的方式獲取霍普曼的手稿樣本。根據那些所需標本,筆跡鑒定師斷定它們和勒索信為同一人所寫。


但是,警方獲取那些樣本的方式一直以來遭到了人們的質疑——霍普曼被迫寫了好幾個小時,直到幾乎筋疲力盡失去知覺。有人還告訴他如何寫,并給他一封勒索信讓他盡可能照著其中的筆跡寫。這些都是筆跡鑒定的大忌。顯然,這意味著最終確定的筆跡相符這個結論的有效性是值得懷疑的,而在霍普曼被處死之后,重新測試已經不可能了?,F在,對于警方如何獲取所需筆跡標本已經有了嚴格的規定。


用大量完好干凈的標本進行的筆跡鑒定要比簡單的一對一比較可靠得多。雖然每個人的筆跡都是獨一無二的,但是任何人前后兩次寫的字也不可能是一模一樣的。就算是在一個人寫的同一份文件中,字與字之間也是存在差別的。所以說如果有10份可疑文件和10份由犯罪嫌疑人書寫的標本,那么不僅可以在標本中找到可疑文件中包含的字,而且如果這兩組樣本確實都是同一個人寫的,則還可以從中找到犯罪嫌疑人幾乎所有的個體特征。


專業的刑事筆跡鑒定的過程是一絲不茍的。在比較過程中,筆跡鑒定師會使用放大鏡,有時甚至會用到顯微鏡。這都是為了尋找大量個體特征:
  1. 字形——包括字母的曲線、傾斜角度、比例尺寸(長字母和短字母之間的長短比例以及單個字母的長寬比例)、書寫方向的傾斜程度以及字母之間的連線的使用及其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一個人在單詞的不同位置——開頭、中間或結尾——書寫同一個字母的方式可能是不同的。所以,筆跡鑒定師會努力在每個位置找到每個字母的標本。
  2. 線形——包括線條的流暢性和顏色深淺,它可以表明作者寫字時的力度和書寫速度。
  3. 格式——包括字母之間的間隔、單詞之間的間隔、每行中單詞的布局以及作者在每頁紙上留的頁邊空白。它還考慮行與行之間的間隔——也就是說,某行中的單詞筆劃是否會與上下行中的單詞筆劃交叉。



記住這些特征之后,我們將考察一下筆跡鑒定師常用的一種比較方法——他們從可疑文件的第一個單詞的第一個字母開始分析,并且建立一個表格。為了說明這個過程,我們用都只含有一個句子的一份可疑文件和一份標本進行模擬比較——在現實生活中斷定兩份文件是否出自同一人之手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但是我們在這里把它理想化了。但是,如果標本作者試圖模仿可疑文件中的筆跡,那么該怎么辦呢?模仿是筆跡鑒定中的一個難題。當一個人試圖掩飾自己的筆跡來防止被人使用筆跡鑒定的方法找到作案人或者試圖仿效他人的筆跡使筆跡鑒定結果出錯的時候,他就會模仿他人的筆跡。盡管模仿會使進行準確的筆跡鑒定變得更加困難(有時甚至不可能做到),但是專業的筆跡鑒定師還是會通過尋找某些特征來判斷一份手寫樣本是不是模仿了他人的筆跡。這些特征包括線條抖動、單詞開頭和結尾處的筆劃又黑又粗以及存在多次提筆的痕跡,這些都是因為模仿者在小心地慢慢書寫,而我們平時寫字都很快并且很自然。


盡管專業筆跡鑒定師能夠檢測出很多偽造的文件,但是如果模仿做-得很好的話,就很難檢測出來了?!斑z失的希特勒(Hitler)日記”這個案子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很好的例子。(盡管筆跡鑒定師們有很充分的理由解釋他們的失誤)。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有一個所謂的納粹大事記收藏家名叫康拉德·庫亞州。有一天,他帶著聲稱由阿道夫·希特勒所寫的60本日記手稿來到德國的一家出版社。按照他的說法,這些手稿是剛在二戰后離開德國的一架飛機的殘骸中發現的。這個故事聽起來好像是真的,而且庫亞州又有很好的聲譽,所以這家出版社花了230萬美元買下了這些手稿。很快,該出版社擁有的一家德國報紙選登了這些日記,還把轉載權賣給了包括《倫敦時報》在內的多家國際性出版機構。為了保證手稿的真實性,《泰晤士報》要求對其進行專業筆跡鑒定。


刑事筆跡鑒定界的三位國際性專家把這些日記和公認的希特勒手稿標本進行了比較。他們一致認為兩者出自一人之手。于是他們斷定這些日記是真的。


但是通過分析用來撰寫這些日記的墨水和紙張,人們發現它們是贗品。通過進行紫外線檢測,人們發現這些紙中含有1954年之后才開始用于造紙的一種配料,而希特勒死于1945年。進一步的刑事檢測表明,墨水被寫在這些紙上的時間還不足一年??墒?,正如結果所表明的那樣,筆跡鑒定的結論實際上是正確的——偽造日記的人恰好就是筆跡鑒定中所用標本的作者。在隨后的調查中,人們發現庫亞州是一位很有經驗的行騙大師,警方用作比較文件的希特勒手稿標本就是他偽造的。


希特勒日記所造成的混亂是一個極端的案例。在這個案例中,欺詐和巧妙的偽造貫穿于筆跡鑒定的每個階段。雖然這種水平的技能很少出現在偽造案例中,但事實仍然表明:如果在調查過程中僅僅依靠筆跡鑒定,那么“遺失的希特勒日記”可能已經成為歷史文獻了。影響筆跡鑒定準確性的其他一些因素包括:
  1. 大寫字母和小寫字母之間沒有可比性。
  2. 藥物、疲勞或疾病會對一個人的筆跡產生很大的影響。
  3. 標本的質量決定了比較分析的準確度,而好的標本是很難得到的。



2006年8月,一個名叫約翰·馬克·卡爾的人供認,他于1996年在美國科羅拉多州謀殺了6歲大的喬貝內·拉姆齊。在最初的比較工作中,人們在拉姆齊家里發現的勒索信足夠長,完全可以作為分析樣本,但是要找到好的標本卻是一個難題。在一系列的初步筆跡鑒定中,文件鑒定專家、前美國特勤局文件分析部門主任約翰·何瞻把勒索信與兩份標本進行了比較:一份是卡爾上高中時寫的年鑒題名,另一份是他在泰國時填寫的工作申請表。因為年鑒題名是二十多年前寫的,而且還用了藝術體,而卡爾在泰國填的工作申請表都是用的大寫字母,與勒索信里的字母既有大寫又有小寫不同,所以何瞻認為勒索信不是卡爾寫的,盡管這一結果不具有說服力。稍后的DNA檢測結果證明沒有繼續進行筆跡比較的必要了,因為卡爾的DNA與在喬貝內尸體上發現的血跡的DNA不匹配。


當然,作為一門科學,筆跡鑒定最明顯的缺點就是它最終要依靠分析者的主觀判斷這一事實。這就意味著在歷史上,科學界對它的接受程度是有限的,并且它也不能作為有效的呈堂證供。只是近期以來,由于對筆跡鑒定師的培訓已經更加標準化,并且制訂了明確的鑒定步驟,筆跡鑒定才開始作為可重復的并可被同行審查的科學過程而被更廣泛地接受。但是,筆跡比較的結果仍然不一定會被作為呈堂證供,一部分原因是筆跡鑒定作為一門科學還有很多障礙有待克服,包括確定可靠的分析錯誤率以及為比較過程設定標準等。隨著包括筆跡刑事信息系統(Forensic Information System for Handwriting)在內的計算機化筆跡鑒定系統在分析過程中的應用,分析人員可以將手稿掃描到計算機中,然后將比較過程數字化,這可能會加快筆跡鑒定作為科學和法庭鑒定證據而被人們廣泛認可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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